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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峰律師
                    廣州刑事律師
                    只接受刑事案件辯護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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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賣****2600克,劉峰律師成功代理上訴發回重審
                    2014-3-8 20: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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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販毒案件,我是賣方嫌疑人的辯護律師。當我拿到案卷材料,發現其前后四次共販賣純度高達70%的****2600克時,我額頭不禁滲出了汗水,而內心深處卻重重地拂過一陣又一陣冰涼。

                    而此刻,剛值南國暖風宜人的溫暖秋天。

                    根據刑法規定,販賣****50克便可以判處死刑。那么,2600克到底意味著什么?簡單地做一道算術題,用2600除以50,我的當事人到底可以死多少次?

                    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當然并不能和算術公式完全一致,但任何有毒品案件代理經驗的律師都知道,毒品數量的大小將直接決定最終量刑的高低。在沒有自首、立功或者其他法定可以不判處死刑條件的情況下,販賣500克****還是有很大機會撿回一條命,800克也可能還有活著的希望,甚至1000克也不至于徹底絕望,但是2600克,又有哪個法院哪個法官敢去留被告人一條命。

                    尤其是對在國際上都著重打擊的毒品犯罪。

                    所以接到開庭通知后,我提前一天到了法院附近的酒店住下,而我開車前往法院,開快點也就二十分鐘的路程。我希望用絕對百分之百的準備和努力能把我的當事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是的,不放棄,只要一錘定音之際還沒有到來,我絕不能放棄,也絕不會放棄。我的當事人販賣如此巨大數量之毒品,固然是罪大惡極,但辯護律師的神圣使命,讓我無法想到去譴責他,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去拯救他。

                    被告人是四川成都人,農民,家境貧寒,父親在其兩歲的時候便因病辭世,妻子嫌棄他無能,拋下了他和幾歲的女兒,已離家出走多年。其哥哥也在早年因患癌癥早早離世。在他犯事之前,他是整個家庭唯一的成年男性,而事發后,家里只剩下頭發蒼白的年邁老母,和均在讀中學的女兒與侄子。是他侄子和老母親千里迢迢從四川來到廣東找到我。連律師費、路費都成問題的他們,奔波往返于四川和廣東,每每看到這些,我內心深處總有一種說不清的酸痛。

                    尤其是他那步履蹣跚的老母親。我一直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比讓一個經歷全部人生滄桑的老人繼續在本該安享剩余時光的晚年操勞、奔波、承受更讓人心生悲憫了。

                    老人,畢竟是最脆弱的,甚至比孩子還脆弱。

                    庭審整整進行了一天,所有可能對其量刑產生影響的辯護意見全部當庭發表了,甚至提交了我事先準備好的被告人全村村民以及當地村委會、鎮政府刀下留人的請求信,還有那個早已失去了媽媽的小女兒咬破手指寫給法院的求情信。但是我知道,這么多法院甚至可能不會做太多考慮的所謂證據材料在2600克****面前,終將沒有什么分量。

                    所以,當我拿到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知道最終還是判處死刑的時候,我并沒有感到任何驚訝。

                    第一次,面對刑事案件,面對死刑案件,我內心泛起了蒼涼感,雖然朋友們不斷地在耳邊安慰我說:“劉律師,別難過了,你已經盡力了,不是你沒能救的了他,而是誰也救不了他!

                    雖然還有上訴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但第一次,我發現我也會產生“是不是應該放棄”的念頭。

                    第一次會見被告人時,雖然我感到千斤重擔壓在心頭,額頭滲出汗水,他卻是輕松的。我告訴他事情很嚴重,他卻對我說,提審他的派出所所長說了,頂多也就是個無期徒刑。我苦笑,然后用幾近怒斥他的語氣告訴他:“如果我最終能讓法院判處死緩,你全家人都可以敲鑼打鼓慶賀了,還最多不過無期?”

                    當他拿到死刑判決的時候,他還會這么輕松嗎?我相信,他再也不會了。

                    還有他還會想起我怒斥他的話嗎?

                    會的,他一定會。

                    但這些都不重要了。

                    當他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時間,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時候,作為他的律師,我耳邊只有一個聲音在不停響起:

                    我拿什么來拯救你?

                    但愿我還能拯救你?墒俏以撛趺淳饶?

                    胡德兵涉嫌販賣毒品罪被判處死刑一案

                    刑事上訴狀

                    上訴人胡德兵,男,1974年3月16日出生,漢族,住四川省金堂縣金龍鎮靜音寺村12組。因涉嫌販賣毒品,于2010年12月4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1月7日被逮捕,現羈押于佛山市順德區看守所。

                    代書人:劉峰,廣東紅棉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因不服2012年12月5日做出的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刑一初字第90號死刑判決,認為該判決部分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死刑不當,對死刑適用缺乏全面考量,亦缺乏審慎的司法態度,對可以不適用死刑案件草率適用死刑。同時,一審判決非法間接剝奪了辯護人的部分辯護權和舉證權,程序上存在錯誤,因此,特依法提起上訴。

                    上訴請求:

                    撤銷一審判決,依法適當改變死刑判決,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事實與理由:

                    一、 一審判決認定起訴書指控的上訴人前三宗販賣毒品犯罪事實,系認定錯誤。

                    上訴人根本不否認自己存在販毒事實,也不否認于2010年年底至案發時前后多次從四川成都攜帶毒品前往廣東佛山進行販賣。但實際上這幾次販賣的毒品均屬于同一宗毒品,而非四宗獨立的毒品。其毒品數量不應該重復累加。實際上,上訴人前后四次共販賣毒品總量為約1000克,經公安機關檢驗精確重量為965.91克。一審判決認定公訴機關指控的上訴人曾于2010年11月10日左右在佛山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100克,2010年10月21日左右在佛山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500克,2010年10月25日左右在佛山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1000克,即三次共計1600克的認定,為三宗獨立的毒品,是根本沒有事實依據的。一審判決做出如此認定,列舉的證據有:上訴人胡德兵本人的供述、一審同案犯被告人程玉書的供述、李仕偉的供述、胡德兵、程玉書多次往返成都與廣州的航班記錄、證人羅錦平的銀行賬戶交易記錄、張增榮、胡德兵、李仕偉的電話通話記錄、證人陳建國的證言等。一審法院如此認定讓上訴人有口難辯,非常之冤。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注意以下幾點:

                    (一)一審判決錯誤將一宗毒品分割成四宗毒品,重復累計計算其數量,違背了事實。

                    根據《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對同一宗毒品,不累計計算其數額。一審判決只字未提上訴人及辯護人在一審庭審中一再言明的上訴人前三次攜帶毒品前往佛山販賣,因買家嫌棄“貨不好”未賣掉的事實?桃獍岩蛔诙酒犯盍殉伤淖诙酒愤M行數量累加。即違反了法律規定,也違背了事實。

                    (二)程玉書的供述無法證明上訴人在案發前曾“三次成功販賣毒品1600克”的“事實”。

                    被告人程玉書供述前后幾次為上訴人從成都攜帶物品至佛山,只能證明其曾幫上訴人帶過東西到佛山。連所攜帶物品為何都不知道,更別提其數量、重量。程玉書的供述無法證明上訴人在案發前曾“三次成功販賣毒品1600克”的“事實”。

                    另外,程玉書在2010年12月4日接受公安機關審訊時說曾幫助上訴人攜帶過物品5次,12月28日在接受審訊時又說曾攜帶過3次,這種前后差別如此之大的供述更要求一審法院在認定上訴人之前是否有其他獨立總數的毒品交易謹慎而又謹慎,但一審法院對此完全視若無睹。

                    最后,程玉書在庭審過程中回答上訴人辯護人的提問時,明確說明自己曾聽上訴人說過“貨不好”之類的話,從而印證了上訴人所說的因買家嫌毒品質量不好,幾次交易均未能成功的陳述和解釋。

                    (三)“前三次獨立毒品交易”的時間,公訴機關和一審判決都是不清的。從而說明,所謂的“前三次毒品交易”根本上就模糊不清,證據嚴重缺乏。

                    關于“前三次毒品交易”的時間,除了上訴人自己的供述,沒有任何證據能顯示這一點。公訴機關對該模棱兩可的“三次交易”時間也不得而知,只是根據上訴人的供述描述為2010年11月10日左右、2010年10月21日左右、2010年10月25日左右,“左右”一詞可以看出公訴機關對其自以為的交易時間也無從把握。那么,對一個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一審法院擔負查明事實的責任,卻任其“左右”,可是到底“左”多少,“右”多少,一審法院根本沒有查清該事實。單憑上訴人的供述,便確定其所謂的交易時間,交易的毒品種類、數量,并無視上訴人當庭幾次販賣的毒品為同一宗的陳述,可見一審法院是如何認定事實的。

                    (四)同案犯被告人李仕偉的供述也無法證明“前三次獨立毒品交易”的真實存在。

                    被告人李仕偉在公安機關供述曾兩次幫被告人張增榮(與上訴人)把風交易****,但當庭翻供。一會說有,一會又說沒有。不管其所作供述是否屬實,其能確定交易的毒品數量嗎?能確定交易是否成功嗎?

                    (五)通話記錄和銀行交易記錄亦無法證明“前三次獨立毒品交易”的真實存在。

                    通話記錄只能說明幾個相關人員曾有過通話,甚至有過公訴機關所謂的“頻繁通話”,能證明有毒品交易嗎?即便硬套上去,同樣,甚至能確定交易的毒品數量嗎?能確定交易是否成功嗎?證人羅錦平銀行交易記錄用來證明這些,是不是更為可笑?

                    無論如何,很明確的一點是,一審法院僅僅根據上訴人在公安機關的供述便確定上訴人在案發前還有三次獨立的、數量明確的毒品交易,根本不理會上訴人在法庭上的解釋和陳述以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一種絲毫不具備審慎態度司法行為。上訴人就這一點只想問一句:如果上訴人當初說之前還有100次毒品交易,每次為一億克,一審法院是否照樣將此算在上訴人頭上?

                    一個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一個甚至有生命被剝奪可能的人,期望能得到懺悔和救贖的機會,期望能得到國家坦白從寬的政策照顧,在看守所里所說的話,能否連在期望得到公正處理的法庭上解釋的余地都不給?法院又能否不去調查被告人所言真假,所說何意,便妄作裁斷?

                    總之,將幾個根本無法完整串起來的證據羅列拼湊在一起,在缺乏毒品案件中最為關鍵的毒資、毒品物證這一物證情況下,在一個可能判處上訴人死刑的案件中,根據上訴人的幾句口供,連上訴人在法庭上對這些口供的相關解釋都未寫入判決書,甚至絲毫未提及,便斷定上訴人在何時何地販賣某某精確數量的毒品,司法的審慎態度何在?公正何在?

                    二、一審判決間接剝奪了上訴人的辯護權和舉證權,屬于程序違法

                    任何人在接受審判時都有權進行辯護,也都有權提出自己的證據。但一審判決無視這一點,在以下方面間接予以剝奪。

                    (一)上訴人的辯護人在一審庭審指出的公訴機關指控的四宗毒品實際上僅是一宗毒品的辯護意見,一審判決只字未提,是對上訴人辯護權的間接剝奪。

                    辯護人在一審庭審中指出,公訴機關指控的“前三次販毒”并不是事實,或者說根本沒有正確理解這一事實。前三次販賣的與事發時也就是第四次販賣的毒品實際上屬于同一宗毒品,也就是被公安機關繳獲的1000克毒品。上訴人第一次到佛山,因為人生地不熟,只試探性地拿過來100克,但是找到的買家嫌貨不好,并沒能賣成功。帶回四川后,繼續尋找買家,之后兩次過來亦然未能賣掉。甚至第四次也還沒能賣掉便被公安機關抓獲。上訴人總共只有1000克(后經檢驗實際上為965.91克)毒品可以賣。

                    不管一審法院對該辯護意見是否采納,都應該將該意見寫入一審判決。若不采納得說明理由,而不是只字未提。而且該辯護意見直接影響到上訴人販賣毒品數量的認定。

                    辯護權的實現不應該只是允許上訴人的辯護人在法庭上說話,而應該將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予以評析,然后決定采納與否。否則,辯護人不只是形同虛設?

                    (二)辯護人提交的兩份證據,一審判決均未列明。是對上訴人舉證權的間接剝奪。

                    辯護人當庭提交了上訴人所在村子的12位村民聯名求情書以及女兒寫給法院的求情信。該兩份材料是作為證據提交給法庭的。提交目的是為了證明上訴人一貫的表現,家庭背景,用以說明上訴人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程度。是法院應予考慮的酌定量刑情節。一審法院必須在判決中予以列明。

                    尤其是對上訴人做出了死刑處罰的判決。不列明,是否意味著一審判決為了判處上訴人死刑而掃清障礙?

                    三、一審判決上訴人死刑,量刑不當

                    一審判決關于量刑方面的幾個明顯錯誤分別如下:

                    (一) 一審法院否認了上訴人自愿認罪且認罪、悔罪態度好,是錯誤之一。

                    上訴人自偵查階段起,便毫無保留地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即便如一審判決錯誤認為上訴人還有“前三宗”毒品販賣事實,也是上訴人自行交待的內容,亦屬于坦白。一審判決一方面認定上訴人交待的該“前三宗”販毒行為是事實,一方面又否認上訴人的認罪態度,屬于自相矛盾。因此,無論一審判決對上訴人“前三次”販毒行為做如何認定,均得承認上訴人的自愿認罪態度和坦白行為。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另外,上訴人在一審法庭上一再陳述“很悔恨,只希望法院能從輕量刑”,足以表明其悔罪態度,而一審法院卻在判決中對其完全不提,是違背事實的。

                    (二)本案的第一被告人張增榮拒不認罪,上訴人積極交待該同案犯,對一審認定第一被告人起到關鍵性證明作用,一審判決未考慮到該情節,并且未對上訴人從輕處罰,是錯誤之二。

                    作為第一被告人的張增榮,拒不認罪,上訴人的積極供述幫助一審判決在認定第一被告人犯罪時的作用舉足輕重?v觀本案的全部證據,如果沒有上訴人對同案犯全面詳細的交待,一審判決在認定該同案犯時將存在較大困難。將上訴人與第一被告人共同處以極刑,輕則是對上訴人認罪態度和對司法機關配合的無視,重則是對上訴人積極態度的打擊。換句話說,既然都處以死刑,配合與不配合有何區別?認罪與不認罪又有何意義?

                    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況下,上訴人既然認罪,并且積極配合,就不應該與第一被告人得到同樣的處罰。都處以極刑,該如何區分?

                    (三)上訴人特殊的背景,應該是一審判決酌情從輕量刑的因素之一。一審判決未將12名村民聯名信和上訴人女兒求情書列為證據,并酌情從輕處罰,是錯誤之三。

                    本案的五名被告人中,除了上訴人提交了該兩份證據之外,無其他任何人有此類證據。這就說明了上訴人一定程度上的特殊背景。聯名信至少表明了上訴人存在挽救的余地和必要。判處上訴人死刑,或許可以確保其沒有機會再危害社會,但卻留下了其年邁的老母親和剛讀中學的小女兒。這樣是否也同時為這個社會留下了問題。一個量刑適當的判決應該綜合考慮這些因素。

                    (四)一審判決對同案犯第四被告人程玉書以運輸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而運輸毒品和販賣毒品是并列罪名,在一審判決認定數量不同且程玉書不認罪的情況下對其判處無期而對上訴人判處死刑,是不當區別對待性質,此點是一審判決錯誤之四。

                    一審判決認定同案犯程玉書犯運輸毒品罪,運輸毒品數量即一審法院認定的上訴人販賣的數量2565.91克。且程玉書拒不認罪。根據量刑標準,如果上訴人應被判處死刑,程玉書亦應被判處死刑。但一審只判處程玉書無期徒刑。為何會有這樣的區別?結合上訴人同第一被告人張增榮的情況對比,可以發現上訴人同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兩者對比之后得到的是兩個相互矛盾的結論:前一對比是,不同情況同種對待;后一對比是,同種情況區別對待。也就是說,上訴人同第一被告人情況是不同的,第一被告人不認罪、悔罪,無酌定從輕情節,上訴人認罪、悔罪,有諸多酌定從輕量刑情節,結果上訴人也被判了死刑;上訴人同第四被告人情況與第四被告人基本是相同的,只不過一個是販賣一個是運輸,都是可以判處死刑的,結果上訴人被判了死刑,而第四被告人被判處無期。

                    由此可見,一審判處上訴人死刑是極為草率的,違背了死刑判決嚴密審慎的司法態度。

                    (五)一審判決對上訴人辯護人提出的“毒品沒有流入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辯護意見,認定為無事實依據而不予采納,是一審判決錯誤之五。

                    上訴人因販賣毒品在交易現場被抓,965.91克毒品被當場繳獲,這是一審認定的事實。上訴人對自己販賣了965.91克毒品無任何異議。該毒品沒有流入社會完全屬于事實。所謂的“前三次販毒”,上訴人的供述和法庭辯解確定實際為同一宗毒品。只是前后經過四次交易。即便一審認定四次交易的是四宗獨立的毒品,即總量為2565.91克,亦不能否認只有部分毒品流入社會,而不能在判決中全盤否定辯護人的該點辯護意見。更何況,一審判決認定的“前三宗”毒品根本不存在,僅是上訴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被公訴機關和一審法院的曲解所致。

                    販賣毒品罪是重罪,上訴人現在自知應該受到嚴懲。但死刑是極刑。人一旦被剝奪生命,一切都不可再逆轉,沒有比死亡更極致的事情了。走到今天,上訴人除了深刻的懺悔,和對自己犯下的罪行的無盡譴責,也一再考慮,自己的罪行是否一定得以生命的消亡作為對這個國家、社會的補償。上訴人不知道,就像上訴人不知道死亡到底有多輕多重一樣。這個問題留給上訴人,也期望能留給尊敬的二審經辦法官們。但上訴人還是希望,希望能有生的機會,哪怕這機會是嚴峻的,盡管這一希望的表達或許最終換來的只是二審的一紙維持原判的判決和槍響時的那一刻徹底的絕望。

                    因為上訴人自認為,上訴人還是應該獲得救贖、懺悔和改造機會的,而不是只能消亡。同時,上訴人唯一的兩個親人即年邁的老母親和一個剛讀中學的12歲的女兒,也包括這個社會都需要上訴人能夠獲得救贖、懺悔和改造的機會。

                    綜上,一審判決認定起訴書指控的“前三宗犯罪事實”,只有上訴人自行供述,而這一供述被公訴機關和一審法院曲解。尤其是“該三宗”毒品交易涉及到的1600克毒品數量,在死刑判決面前,更是顯得虛無縹緲。二審判決應撤銷一審判決,認定該三宗毒品犯罪事實的指控及一審判決的認定,屬于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同時,希望二審判決能全面考慮上訴人諸多從輕量刑之情節,給上訴人一個適當的量刑。

                    最后,面對著一審的死刑判決,上訴人一直在想:死或者不死,到底意味這什么?草率認定的2500多克毒品是否可以和死刑直接劃上等號?而且基于這草率認定的2500多克毒品的死刑判決的做出,是否是雙重草率?并且,生命到底有多重多輕?死刑又是否是佛山中院唯一的選擇?判決應審視因素的全面性又在哪里?死刑判決應具備的審慎態度佛山中院又是否具備?慎殺少殺的高法精神該如何落到實處?法律到底是只考慮懲罰還是也得關照救贖?佛山中院的法官在死刑判決上蓋下紅色印章的時候內心又會否有絲毫顫抖。。。。。。

                    此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胡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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